设计师:MH370若精确定位 可派蛟龙号搜救_新浪新闻

MH370的黑匣子电源已经超过其30天的寿命期,搜救目前进入关键时刻。中澳两国探测到的脉冲信号水域深度为4500米,那么是否可以用我国的“蛟龙”号深潜器参与搜救呢?昨天下午,“蛟龙”号副总设计师胡震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透露,只要马航失联飞机的定位精确,“蛟龙”号可以下海,参与现场评估、搜救指挥甚至打捞工作。

昨天下午,“蛟龙”号副总设计师胡震在电话中告诉晨报记者,“蛟龙”号的长处在于定点作业,而不是大范围搜寻。“‘蛟龙’号上也有高分辨率的声纳设备,但其工作范围只有数公里;另外,由于航程限制,载人深潜器无法像无人深潜器那样在深海长时间作业。”

胡震说,对于马航飞机的搜救,水深对“蛟龙”号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但需要更加精确的定位。“比如说将范围确定在数公里的范围内,‘蛟龙号’可以下潜后探测到黑匣子,甚至直接将黑匣子打捞起来,但大件残骸的打捞,还需要其它打捞设备的辅助。”

胡震透露,在确定失联飞机的位置之后,“蛟龙”号可以参与打捞的前期工作,比如评估海底现场状况,帮助确定打捞方案,还可以作为海底打捞的指挥平台。“2009年法航飞机失事后,从确定位置到打捞,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法国的6000米载人潜水器‘鹦鹉螺’号参与了很多的前期工作。”

目前,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和中船重工702所工作人员正在对“蛟龙”号进行维护和维修,潜水器及其设备状况良好。胡震透露,按照计划,“蛟龙”号将于今年6月份在太平洋海山区开展第二次试验性应用,今年年底还将赴印度洋,但距离MH370失联海域有2000公里距离。

胡震表示,目前尚未接到相关部门关于“蛟龙”号参与搜救的通知,但只要国家需要,“蛟龙”号马上就能出发。“蛟龙”号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载人深潜器,最大下潜深度7000米,可在占世界海洋面积99.8%的广阔海域使用。

自主式水下航行器为何仍“按兵不动”

据新华社报道 澳方已在南印度洋搜寻海域北区探测到4次与失联客机黑匣子特征相符的脉冲信号。然而,据信能在水下利用声纳、摄像机探测的“蓝鳍金枪鱼”自主式水下航行器依然在“海洋之盾”号补给舰上“按兵不动”,引发不少疑问。

疑问一:既然声波定位仪探测到信号,为何不立即放 “蓝鳍金枪鱼”入海探测?

前美国运输部督察长玛丽·夏沃解释说,探测到脉冲信号的位置不等同于信号源所在位置。在同一平面上,信号源可能位于探测点方圆约8000米内的任何一点,更何况这一信号从至少4000米的深海发出。因此,探测到脉冲信号不意味着就定位了黑匣子。

疑问二:能否让“蓝鳍金枪鱼”和声波定位仪同时搜寻?

美军提供的拖曳声波定位仪和“蓝鳍金枪鱼”均部署在“海洋之盾”号上。在同一片水域中,两个利用声波探测的仪器会相互干扰,因而不能同时使用。

疑问三:为何不用 “蓝鳍金枪鱼”代替声波定位仪搜寻?

印度尼西亚独立航空分析师格里·苏亚特曼解释说,“蓝鳍金枪鱼”的搜寻原理是依靠声纳设备在海底扫描,但一整天只能搜寻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搜寻一平方公里可能需要一个月,而声波定位仪的搜寻面积相当于“蓝鳍金枪鱼”的6倍。

疑问四:“蓝鳍金枪鱼”何时能下水?

澳方暂时没有给出“蓝鳍金枪鱼”的下水时间,称将继续利用声波定位仪探测脉冲信号,待黑匣子彻底停止发射信号后,才会动用“蓝鳍金枪鱼”。实际上,黑匣子信号发射器的电量7日已达到设计寿命,理论上至多再维持15天。休斯敦承认,8日探测到的信号“更微弱”,一种可能是因为探测点离信号源更远,另一种可能是电量正在枯竭。

(原标题:“蛟龙”去找MH370?先得精确定位)

(编辑:SN010)

杨洁篪会见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

新华网北京4月14日电(记者侯丽军) 国务委员杨洁篪14日在北京会见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

杨洁篪表示,中德双方要落实好习近平主席访德成果,规划好下阶段高层互访,加深了解和信任,扩大合作,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推动中德关系不断发展,并继续在中欧关系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双方还要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施泰因迈尔表示,德国社会各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德国的访问。德方愿同中方加强合作以及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

(编辑:SN098)

广西宾阳婴儿疑在保温箱烤死 院方称死于感染

央广网宾阳4月19日消息(记者邓君洋 许大为 张垒)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最近,有网友在广西宾阳当地网络发帖称:“宾阳县人民医院将一名婴儿放在保温箱内,由于无人照料,保温箱温度过高,婴儿被活活烤死。”婴儿的家属对这一结果表示无法接受,认为是院方的责任所致。

事情发生之后,记者赶到当地进行调查了解,事情的经过究竟怎样?

4月17号,也就是婴儿过世后三天,记者联系到婴儿家长,家长肖先生告诉记者,婴儿是在4月10号出生广西宾阳县人民医院的,出生时,医生告知家长,孩子有些缺氧,按照医院的要求,孩子被送进了保温箱。4月13号早上,医院通知,带孩子去做CT检查,医院方面称,CT结果并不是很好,院长吴正球表示检查婴儿头颅CT显示蛛网膜下腔出血,新生儿脑病改变,右下肺炎改变,但是对于详细的检查结果,家长表示不清楚。

记者:然后做完之后有没有告诉你们什么结果呢?

婴儿父亲:没有啊,结果那个单子我又不会看。反正他说下午才出结果。

14号凌晨,婴儿家长突然接到医院电话,被告知孩子病危。

婴儿父亲:当时我们两个人下到楼下的时候,是53分左右这样。看到一个护士我就问,护士我小孩现在怎么样啊,她说你这里等,我就在这等,当时我们下来时候都没有见到那个抢救的过程。

肖先生回忆,他们赶到保温室的时候,却迟迟见不到大夫和护士,也没见到抢救的过程,过了一会,才看到有大夫慢悠悠的走了过来,肖先生怀疑,医院并没有实施有效的抢救。死亡的原因也值得怀疑。而医院方面解释,婴儿病危时,医生是做了紧急抢救的。

院长吴正球:婴儿皮肤皮下是有气体的那个东西,就觉得呼吸急促、心跳就可能停了,主任、分管的副院长都来现场抢救,一直抢救了大半个钟吧。

而婴儿外婆黎女士回忆,孩子死的时候,似乎有被深度灼伤的痕迹。

黎女士:看见小孩是黑的,四脚撑着,嘴唇黑黑的,哪里都是硬硬的,那个尿布包着黑黑的。

按照婴儿家长的说法,小孩过世后的医院的处理方式,他们很不满意,并且重要的证据被医院毁掉了。

婴儿小姨马女士:他们就问了医生,这个尸体能不能停留在原处24小时,那个卢院长说可以。我们第二天我们去原处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尸体了。

不仅尸体被动了地方,而且被家长认为重要证据的黑色尿布也不见了。而医院表示这些都是误解,对所谓的“尿布”医院解释,黑布不是什么尿布,是用来遮盖眼睛和生殖器的挡光黑布。

院长吴正球:家属说误听了,误认为说允许他放小孩在病房24小时。这从医院的角度不允许放,因为为什么,像正常死亡后不允许放那么长时间在病房的,一般尽快就是去做一下简单的尸体料理,就放在太平房。

在事情发生后,14号11时40分,患方组织50多名家属到医院讨“说法”,医院向死者家属解释了相关情况。在当地司法局协调下,广西金桂鉴定中心介入调查,进行尸检。但婴儿家长拒绝配合,肖先生的解释是鉴定人员既没有工作证,也没制服,不敢让他们碰孩子。

肖先生:尸检当天第一没有穿制服,没有证件。

孩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医院表示,婴儿过世时头发完好,而对于为什么没有抢救的监控,医院解释,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目前婴儿父母表示正在自己联系鉴定机构,一定要查出原因,广西来宾婴儿死亡之谜,结果究竟怎样,中国之声也将继续关注。

早产儿是很怕冷的,很难适应外部的环境,那么特别是呼吸道容易受感染,所以一定要放在这种保温箱里,这种保温箱也被称为新生儿培养箱,相当于一个带着空调的小房子,为婴儿提供温度。就在去年七月份福建泉州也有一个婴儿刚刚出生十天就夭折在了医院,当时的家属叶怡龙,同样认为是院方处理不当,保温箱温度太高,孩子被烤致死。而院方却坚持认为孩子是因为感染病故。最后泉州卫生部门经过调查,认定婴儿的死因并非是被保温箱烫死,而是死于感染。

这一次,小婴儿又为什么会死在保温箱内?我们会和前方记者、和婴儿家长一起,等待鉴定机构的权威说法。

(原标题:广西宾阳一婴儿在保温箱内死亡 家长坚称“被烤死”)

北京上访村探访:路边摊售卖领导人通信方式

23日,国家信访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办法》提出,从下月起,对跨越本级和上一级机关提出的来访事项,上级机关不予受理。在国家信访局西南角的南站幸福路周围,30年来形成了来自全国各地访民聚居的上访村。“越级上访”大限将至,这意味着幸福路上访民们来京越级上访之路将失去意义,走向终点。

产业链和集体感

摘要:这条路上随处可见不少特殊的面孔,眉宇间特有的愁苦哀怨,与地名设计者期待的幸福表情背道而驰。这些男女老幼随身携带着厚厚的反映各种问题的材料,从中国各地的大小乡村、城镇来到北京,终点就是幸福路东北角的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

49岁的杨恢臣拄着一支拐杖,拖着右边那条不能承重的腿,蹒跚走在北京南站南边的幸福路上。

从这条路向东快到尽头时左拐再右拐,就是国家信访局的大门。10天前,来自湖南的杨恢臣乘坐着从怀化到北京西的K268次列车,来到幸福路上,这是他第11次来到北京,但也许是最后一次。

2008年,改扩建的南站正式投入运行,北京市规划委专门向社会征集意见,为南站周边的配套7条道路征名,在老南站的西南角这条东西总长约1.1公里的道路,被命名为“南站幸福路”,在与南二环南北方向连接的几条小巷,也被命名为幸福2巷、幸福3巷、幸福4巷。

然而,这条路上却随处可见不少特殊的面孔,眉宇间特有的愁苦哀怨,与地名设计者期待的幸福表情背道而驰。这些男女老幼随身携带着厚厚的反映各种问题的材料,从中国各地的大小乡村、城镇来到北京,终点就是幸福路东北角的国家信访局。他们被人们称为访民,或者“来京反映问题的群众”。

拐入幸福路,沿北侧200多米的墙根下,聚集着几十个露宿的访民,墙角乌黑发霉的被褥、破旧的锅碗、散发着腐烂味道的食物,无声地透露着他们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持久上访的经历。在这里,能找到近10家每晚10元至150元不等的各种条件的小旅馆,也可以用15块钱,在面包车里租到一个木板床“铺位”,每晚可以同时住5个人。不过,这一带最有名的还是被称作“访民大本营”的“六号院”,这个平房大院自发聚集了几十户访民。

围绕着“六号院”周边,形成了各种五脏俱全的上访服务产业链。

“这句‘当地政府包庇被举报人’的措辞不好,应该删去。”一家小旅馆的传达室内,街头讼师闫师傅十几年来承接着300元一篇的“代写诉状”业务,只要拿来材料,几十分钟就可完成。街边小摊上,5元钱一本的“信访通讯录走访乘车路线”等“信访须知”林林总总,共上百种供上访者挑选。而另一处摊位上,衣服上印着大大的“冤”字的一位上访者,也边上访边做起生意,售卖着近二十余种印刷着党和中央各主要领导人名字、地址与邮政编码的牛皮纸信封。除此之外,承诺两天之内点击量过万的网络推手、为上访者及集市老板提供廉价盒饭、住宿的小广告,更是随处可见。

吴家珍(化名)在幸福路附近居住了30多年,从2001年退休起,她作为住户代表,负责维护附近住户的居住安全。据她回忆,10年前这附近就已经开始有了个别上访者出现,但“数量很少”,也远不像现在这样有团体,有规模。然而十几年来,伴随着北京南站和永定门长途汽车站的不断扩建发展,这一带上访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数量翻了十倍不止。当然也有比较清静的时候,吴家珍发现,每逢元旦、五一、国庆等重大节日或是重要会议期间,各地来北京截访的人会住进幸福路东不远处的金泰绿洲大酒店,附近的访民也会一夜间变少,而等到节假日结束后,这些人又会仿佛在一瞬间,重新回归。

“这里人多势众,地方上来的截访人员不敢到这里带人走。”杨恢臣说。事实上,除了便宜方便,在不少长期上访者的心目中,幸福路最吸引他们前来投靠的理由之一,是“集体感”。“我们都有一颗团结的心,不知道去哪儿解决问题,马上会有人来告诉你,带你去。”杨恢臣来北京上访四年来,在幸福路上认识了不少上访的“访友”,每次来北京前,他也会询问这些“同伴”,打听上访政策,以及北京这段时间对上访者的态度。

幸福路?不归路?

摘要:几乎所有上访者的口袋里,都装着他们冗长而难以厘清的故事——悲情抑或偏执,坚持抑或执拗,千古奇冤抑或证据不足,惊天黑幕抑或捕风捉影,合情合理抑或胡搅蛮缠……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解读。然而,为了见清官,告御状,孤注一掷的越级上访,从希望到绝望,次数越多,积累的成本也越大。

从幸福路到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有1.5公里路程,中间隔着护城河,明嘉靖四十三年建成的“永定门”临河而建。永定门的命名寓意“永远安定” ,而每逢周一周三周五的上访接待日,国家信访局路边常年守候着的十几辆警用车辆,却让人感受着空气中的不安。

国家信访局网站公布的接待时间是上午8:00—11:30和下午1:30—5:00,但下午的来访登记到4:20就结束了,访民想在这一天递上“材料”,须在4:20之前排到队伍的最前面。信访局大门口是排队导流的绿色铁栏杆,中间挤满了拿着材料包的访民们,没有想象中的群情激昂,更多的表情是习以为常的淡定麻木。

几乎所有上访者的口袋里,都装着他们冗长而难以厘清的故事——悲情抑或偏执,坚持抑或执拗,千古奇冤抑或证据不足,惊天黑幕抑或捕风捉影,合情合理抑或胡搅蛮缠,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解读。然而,为了见清官,告御状,孤注一掷的越级上访,从希望到绝望,次数越多,积累的成本也越大。

早上7:00,64岁的辽宁鞍山人卢保林(化名)拄着一根木棍夹在队伍中间,已经数不清在这里排了多少次队。八年前他的妻子在一起刑事案件中去世,他认为法院判决不公,自此便长期在京上访。直到9:00左右,他才领到登记表,但填完表交给接待员后,他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再受理。

74岁的田开凤从14年前开始来到北京上访,如今已是满头白发,14年里,她已经记不清在幸福路周边住过多少次,只知道包括儿女积蓄在内的几十万块钱全部家当都已经投入其中。

来到北京已经9天的杨恢臣从国土资源部信访办公室回到住处,掏出了口袋里仅剩的一百一十元零两角钱。在幸福路,杨恢臣租住的“树屋”每晚花费20元钱,加上一日三餐、喝水、打印材料,每天花销压缩到最低40元左右。9天以来,他出门时随身携带的800元钱已所剩无几,与他此前的10次上访一样,在相关部门给出能够令他满意的结果之前,先到来的是“没钱了,支撑不住,必须回去了”。

从2011年第一次决定来京上访开始,仅仅四年,杨恢臣就花光了此前他四处打工积攒下的十余万块钱,如今和6岁女儿相依为命的他唯一的生活保障是靠当地政府每月几百块钱的低保。在漫长的上访过程中,杨恢臣的老婆也因为无法忍受生活的动荡而选择了离开。

和杨恢臣的遭遇类似,大部分上访者从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很难再回头。来自黑龙江的一位上访者自从2000年来到北京,已有14年没有离开北京,14年里,她甚至没和自己的儿子通过一次电话。大桥下、树洞下、墙根、路边都曾是她的栖身之处。“我已经不抱能回家的心思了。”

终点站,有多远?

摘要:一些信访部门已经开始向上访者们介绍新的政策精神,相关部门将清理上访村的流言也在幸福路上蔓延。一位国土部的信访接待干部说,从5月1日起,越级上访都不会接待了,必须在当地政府解决,当地政府解决不了,可以到人民法院去诉讼……

下午4:30以后,国家信访局大门口会不断驶来“000”打头的公交车,每5分钟一趟。“这辆车再上四十,剩下的等会儿!”一名着便装的工作人员手拿两页A4纸,引导访民批量登上公交车。这趟公交的终点是大红门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在那儿,访民一般住一晚后被当地劝返接回。民警们并不要求访民必须上车,更多的人还是回到了幸福路附近的住处。

然而,相关部门将清理上访者的流言也在幸福路上蔓延。杨恢臣和其他访民都表示,“清查”多年来已经进行过不止一次,“先等等风声,真来了就跑吧。”

23日,国家信访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办法》共17条,其中明确提出,对跨越本级和上一级机关提出的来访事项,上级机关不予受理,并引导来访人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机关提出,同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下级有关机关。

一些信访部门已经开始向上访者们介绍新的政策精神。“前几天新闻看到没有,从5月1日起,越级上访都不会接待了,像你这样的情况,必须在当地政府解决,当地政府解决不了,可以到人民法院去诉讼。”25日下午1点多,杨恢臣再次带着一份土地使用权被侵犯的诉状,来到位于西四附近的国土资源部人民来访接待室,一位方脸膛戴着眼镜的接待人员,这样对他说。

眼看排了一个多小时队的面谈就要结束,杨恢臣抓紧时间再次提出要求,能否开具类似书面证明,回到当地以做证据。对于这个要求,工作人员再次予以了拒绝:“2005年以后,我们对任何人都不会开具单子。今后你可以来,但来了也没用了,我们不接待,也不会面谈,除非你带着湖南省的处理办法过来。”

上访群体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国家政策变化的脉搏。

在幸福路附近的“上访集市”摊位上,一本印有“我国明确5月1日起不再受理越级上访”字样的小册子,国徽下标示着2014年4月24日的日期,在新华社发稿的第二天就新鲜出炉,以5元一本的价格进行售卖。内里分为6页,完整收录了京城一家报社对这一条例的报道和解释。对于5月1日起信访人应采用何种方式、以何种步骤提出诉求、6种不予受理的信访情况、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部门仍可受理的前提情况等进行了详细解答。

近十年一直关注信访制度的学者于建嵘,2004年修订信访条例期间,曾在幸福路住过一个多月,2006年之后又去过十多次。“不让越级上访了,理想状态下,能够减少来北京上访的人。但是很多访民还是会来的,这十年都依赖这个制度,已经养成习惯了。”于建嵘说,“不过如果中央有‘强调法治、弱化信访’的大方向,上访村肯定会慢慢缩小的,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晚上6点多,天色渐渐暗了下去,高师成倚在路边的棚子里,拿出藏在手边床头柜里的几块点心,就着刚刚烧开的热水,开始了他当天的晚餐。一条被收养的小黄狗,围着吃饭的他撒欢。如果不能够再待在北京,这个80岁的老人打算带着这条与他相依为命的小黄狗,回到河北老家,安享晚年。

而杨恢臣则对新政策表达了乐观的看法,在他的逻辑里,这份五一后不再接受越级上访的条例,正是给地方加速处理案件施加无形的压力。杨恢臣估算,按照一条法律从中央到地方的执行速度,7月也正是这条规定显现效果的时候,到那时,如果他的问题不解决,他再来幸福路探探风声。“中央不管了,就是要求地方能够尽快解决嘛,要是还解决不了,我就再来。”

文/本报记者 刘洋 周敬启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除署名外)

信访工作大事记

1951年6月,首份关于信访工作的文件《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颁布,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开始。

1982年2月,国家通过了《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以突击性解决“文革”遗留问题,信访工作迎来了新时期。

2005年1月,《信访条例》通过,规定各级政府应将信访工作绩效与公务员考核体系挂钩。

2010年9月,安元鼎公司“黑监狱”非法关押访民被媒体集中报道,该公司随后被北京警方立案调查,董事长张军、总经理张杰被刑事拘留。

2011年1月,时任总理温家宝与来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温家宝强调,要拓宽人民群众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负责任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

2014年5月1日起,《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将实施,规定越级上访不予受理。

(编辑:SN086)

李克强:中非合作要经贸人文两个轮子一起转

中新社亚的斯亚贝巴5月6日电 (记者 郭金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日上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出席中非经贸人文座谈会。来自中国、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加纳、吉布提等国的企业界、教育文化界代表30人参加座谈。

座谈会一开始,李克强说,大家都在中非合作的最前沿,我很希望听听你们的想法和建议,请大家畅所欲言。

会上,代表们争相发言。来自埃塞俄比亚糖业公司、加纳国家天然气公司、坦桑尼亚电力公司的非洲企业家们表示,同中国合作促进了非洲企业的发展,希望拓展合作领域,实现更多互利共赢;中地海外建设公司、中工国际工程公司、北京四达时代通讯网络公司、重庆力帆集团等中方企业代表谈了他们在非洲经营的情况,建议进一步完善对非投资合作的政策;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埃塞俄比亚武术协会和孔子学院等代表提出了提升中非人文交流能力的建议。李克强边听边记,不时与发言者深入交流。

听取大家发言后,李克强说,中国和非洲,一个是前景广阔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充满希望的大陆,加起来人口达23亿。中非都把对方看成自身发展的巨大机遇,在各层面、各领域都开展了密切合作的势头,不仅造福中非人民,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发展。

李克强指出,经贸和人文两者相互紧密融合,是推动中非合作两个不可或缺的“轮子”,是发展这个“轴承”把这两个“轮子”连了起来。要让经贸与人文两个“轮子”一起驱动,推动中非合作进入快车道,使中非相互发展得更好、更稳、更远。

李克强指出,就业是非洲改善民生的基本需要,中国和非洲在发展阶段上有互补性,中国愿把适合非洲的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洲,增加非洲的就业;毫无保留地同非洲共享技术和经验,为非洲减贫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鼓励企业积极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中非经贸领域合作。同时,在人文领域,中国愿尽己所能加大在培训、研发等领域与非洲的合作力度,促进中非人文、科技交流,使中非两大古老文明在互鉴中发出更加斑斓的色彩。

代表们感谢李克强在繁忙行程中同大家座谈,倾听来自中非合作一线的声音,表示将在各自领域继续努力,为推动中非友好合作作出新贡献。(完)

(原标题:李克强:让经贸人文两个轮子一起转 推动中非合作)

广州同时启动雷雨大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中新网5月11日电 据广州市气象局官方微博“广州天气”消息,受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3小时内广州市将有暴雨,并伴有雷电和7级以上阵风,从11日13时31分起,广州市天河区、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黄埔区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时生效,请注意防御。

(原标题:广州同时启动雷雨大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海南无障碍设施障碍重重(组图)

5月18日是第24个全国助残日,担任海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职务的符史勤却丝毫高兴不起来。作为视力残疾人中的一员,他几年来一直在为盲人的便利出行而奔走呼吁,但成效甚微。

海南有6.8万全盲或弱视人群,视力残疾人占全省残疾人总数的13.3%。

而他们,却面临着种种出行障碍,包括盲道不帮“盲”、盲文公交站牌烫手、如厕分不清男厕女厕……因为出行难,很多盲人只能生活在居住地附近的小小空间里,与现实世界脱节,但他们内心更渴望去接触这个世界。

一座城市的发达程度、文明水准,不仅要看它的“脸”,还要看它的“心”。如何为这6.8万视力残疾人开辟一条出行的绿色通道,考验着你和我,更考验着一座城市的“心”。

障碍1

盲道从来就没有走通过

“盲道从来没有走通过,不是中途断了,就是被占了。”符史勤很是无奈。符史勤并不是先天视力残疾人,初一时生了一场大病,让他眼体发生病变,成为一名弱视者。但他一直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在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担任特教老师,教盲文、按摩、英语课程。尽管视力残疾,符史勤和普通人一样,喜欢出门散步。但令他苦恼的是,每次出行都是一种折磨。

在府城大园路一盲人按摩店工作的弱视者小丁,同样为盲道苦恼。他住在府城金花新路上,可整条路都没有铺设盲道。如果没有家人的陪同,他一个人根本没办法独立外出。

连日来,记者在街头走访发现,海口的盲道基本形同虚设。在海口龙昆南路、高登西路,记者看到,虽然人行道上铺设了盲道,但整条路仅铺设了一块约40厘米宽的盲道,成年人只能单脚踩在盲道上,这么窄的盲道让盲人无所适从。而在繁华的海秀路,人行道上的盲道大多被电动车、汽车、摊位占用了根本无法行走。而在金盘路上,尽管部分人行道上铺设了盲道,但每到一个路口,盲道就中断了近10米。有的盲道为了躲避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原本直线型的盲道竟然变成了梯形。在位于嘉海大厦门前人行道上,盲道完全被地砖代替,近100米的距离没有铺设盲道,整条路上的盲道被拦腰斩断。

障碍2

公交站牌上盲文间距太大

在2010年,海口开始建立盲文公交站牌,首批在海府路、滨海大道等路段设立了28个盲文站牌。记者在位于东湖的盲文站牌看到,这些盲文站牌全部采用不锈钢制作,站牌上布满了小凸点,盲人可以通过这些小凸点了解线路、站点信息。但夏天天气炎热,这些盲文站牌全部发烫,正常人根本受不了站牌上的高温。而且,盲文站牌离公交站还有一段距离,盲人要想从盲文站牌走到公交车站同样不容易。

省盲人协会一名负责人无奈地对记者说:“海口现有的盲文站牌根本不是给盲人摸的,海南没有一个盲人能准确识别。”因为站牌上的盲文间距非常大,用手根本摸不过来,盲人其实是用食指端摸盲文的。希望相关部门改用标准规范的盲文点字,重新贴上标准的紧凑盲文,这样才能让盲人真正使用。

障碍3

想乘公交却不知几路车

乘坐公交车出行,这个对于正常人来说很简单的事,对弱视者来说却是困难重重。

由于看不见公交车上的线路号,视力残疾人只能靠听语音播报来判断该上哪辆车。但记者走访发现,许多公交车的语音播报内容,车内乘客能听到,但公交站台上的人却基本听不清。有的公交车只是播报“公交进站,请注意安全”等内容,具体的站台地点、公交线路等都没有,让视力残疾人根本无法正确判断。

符史勤建议,海口可效仿北京的公交站设计,公交车实行定号定点停靠。在公交站台地面写上停靠公交车的线路,如44路车的停靠点就在地面上写“44”,等几路车就在几号点等待,这对弱视者来说非常关键,尤其是在无其他等车人可求助的情况下。

符史勤表示,海口公交车应该改变语音播报,直接播报具体线路和具体站台。如果是29路公交车开往省图书馆,就直接播报“29路海口公交开往海南省图书馆”,这样信号明确,又有两次报号,不至于盲人听明白了语音,车也开走了。

障碍4

“哑巴”红绿灯不帮“盲”

在海口街头十字路口的斑马线两端,一般都设有红绿灯。但盲人由于看不见,只能靠感觉或随人流走,经常上演惊险一幕。

记者走访发现,海口街头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大多都是无声的,没有音响提示,盲人根本无法识别。有些安装了音响提示的红绿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声音也莫名消失了。在海口城西路和龙昆南交叉路口的斑马线红绿灯,前不久还有清晰的音响提示声,但最近半个月突然没有了声音。

由于看不到红绿灯,很多盲人都是随人流过马路,如果有个别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身边的盲人往往会被误导。符史勤说,他就多次被身边闯红灯的行人误导,闯了红灯,幸好过往车辆的司机看到他拿着盲杖过马路,主动放慢了车速,让他先过马路。但有疾驰的电动车几次从他身边擦肩而过,非常危险。

在商场、银行、超市等公共场所,记者发现视力残疾人在坐电梯时,根本没有语音识别楼层。而且许多过街天桥没有残疾人通道,加上天桥上经常摆满了摊位,盲人根本无法通行。

障碍5

如厕分不清男厕女厕

出行的不易让视力残疾人叫苦不堪,更让盲人尴尬的是如厕的难题,一些盲人甚至因此进错厕所。

小丁告诉记者,外出如厕难已成为自己和很多盲友非常苦恼的事情。因为海口市内的公共厕所和商场内的厕所,都是用汉字或者用图像标明男厕或女厕。很多盲友往往会站在厕所门前,用耳朵倾听脚步的声音,如听到高跟鞋的响声,则辨认为女厕。但有时在厕所门前站了很久,也听不到任何声音,这样他们就容易判断失误,进错厕所。而且很多厕所没有设立带扶手的残疾人专用位置,盲友只能用盲杖敲打着判断位置,非常不便。

在采访中一些盲人告诉记者,公共场所的厕所和所有公厕门口应该贴上“男”和“女”的盲文方向提示。为了方便盲人,公厕最好给残疾人设置专门通道和便池。这样的无障碍设施不仅方便残疾人,也方便包括老年人或因疾病造成功能障碍的人群。

他们怎么办?

“摩的”成出行首选

全盲者外出一般都需要家人陪同,弱视者会独自外出,但出行障碍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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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李源潮

中新社圣彼得堡5月23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23日会见了出席第十八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普京请李源潮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他日前访华并出席亚信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俄中双方签署了在国际上数量和质量都史无前例的合作文件,把两国各领域合作推向更高水平,推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相信双方一定能够很好地落实两国元首上海会晤共识,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

李源潮说,中俄元首在上海成功会晤,为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合作共识,加大相互政治支持,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坚定不移地维护好、发展好中俄关系,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同日,李源潮在第十八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致辞。他说,各国应携手应对变革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坚持以开放增信任、以信任促开放,以改革促创新、以创新推改革,以合作求共赢、以共赢促合作,以和平保发展、以发展促和平。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同各国一道,共同创造世界经济繁荣发展新未来。(完)

(原标题: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李源潮)

房产中介董事称确实有官员抛售房产 且比例不低

“内地楼市的问题一旦暴露,就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日前,中原集团创始人、董事施永青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如此形容内地楼市的现状。

作为全国最大的中介代理公司之一,中原地产在内地30多个城市为开发商卖房并从事二手中介业务。“我们有几万员工,就像在内地楼市的肌理中安插了一个个探测器,我们的感觉应该不会错。”施永青说。

显然,从事地产行业数十年、被称为地产教父的施永青对于内地楼市的前景并不乐观。他称:“房地产泡沫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过度建设、过度借贷、价格过高,三种泡沫内地楼市全有,并且,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

量变引起质变

在经历高歌猛进的2013年后,内地楼市在2014年初突然遇冷。一开始,开发商们用春节因素、传统成交淡季等原因来解释楼市的低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看衰”楼市的声音渐渐成为主流,原本铁板一块的房价亦开始松动。

在施永青看来,内地楼市的“速冻”并不意外。“一些留意内地房地产实际情况的人,前两年就已经看到了问题。但因为当时经济还在往上走,所以很多问题并没有暴露出来。”施永青称,“4月份成交量已经开始跌了,5月份我相信会比4月跌得更多。我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市场正在改变,量变已经差不多要到质变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内地商品房销售“量价齐跌”的情况仍在持续。1~4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2.77亿平方米,同比下降6.9%,降幅比1~3月份扩大3.1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1.83万亿元,下降7.8%,降幅比1~3月份扩大2.6个百分点。

部分重点城市成交量的下滑更为明显。截至5月25日,在中国指数研究院监测的12个重点城市中,仅武汉的成交量出现了约5%的同比上涨,其余全部下跌。其中,杭州降幅最大,为53.13%;北京次之,降幅为47.21%;深圳降幅位列第三,为36.3%。

“一线城市虽然价格高,但是供求关系还算平衡,问题不是太大,但内地二三线城市的过度建设比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严重。”施永青对记者感慨,“这样的问题不是降价就能解决。”

他认为,内地二三线城市的过度建设是超越人口正常需求的,甚至未来两三代人都无法消化这些存量。“结果就是,降价也没人买。房子卖不出,资金就困死在里面了。现在内地银根紧缩,不是央行把存款准备金抽走,而是原来在市场上流转的资金自己套死了。”

除了过度建设,施永青认为,过度借贷是内地楼市的又一颗不定时炸弹。“本来中央有政策,限制银行向地产行业注入过多资金,但是开发商还是利用信托、理财产品、私募基金等形式变相把银行的钱‘套出去’,现在这部分钱都快要到期了。借新还旧是惯用的方法,但问题是,如果房子卖不动、房价下跌,他们就很难再从市场上顺利融资,旧债就要出问题。”

施永青称,过度借贷的一个直接表现是,内地开发商的负债率都很高。“香港开发商的净负债率在30%左右,但内地开发商的平均净负债率超过70%,有些甚至超过100%。这种情况下,资金链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施永青分析称,目前内地开发商的利润率其实并不高,约为15%,房价一跌就可能直接导致亏损。“加上去年不少企业还拿了‘面粉贵过面包’的地王,按这个趋势下去,会很困难。”

购买力蒸发

施永青反复向记者强调,打击腐败正在成为扰动楼市的重要因子。

“在一些二三线城市,以前开发商很容易就可以拿到预售许可证,即使楼盘还不符合预售条件。但是,现在反腐之风越刮越烈,违规获得预售许可的情况已经大幅减少。”施永青称,因为严格的审批,有些城市甚至整个下半年都有可能没有楼盘上市。

他坦言:“如果没有楼盘批出来,我们在这个城市的投资就白费了,我们派了这么多人去,就是准备它开盘,它开不了盘,我们原来人员的投资、前期规划,就没有任何回报。开发商也是一样,原来开盘有钱收,现在不给开盘,资金就很紧张。再这样下去,房地产产业链上的企业都会受拖累。”

反腐败对于楼市的影响或不止于此。施永青称:“据我们在一线的同事反馈,确实有官员正在抛售房产,而且比例也还不低。这部分购买力不仅蒸发,还成为市场下行的重要动力。”

施永青也承认,楼市的调整正在给他所掌舵的这家中介公司造成不小的麻烦,一个直接的影响是,开发商开始拖欠中介代理行业的佣金。“现在开发商拖欠了我们很多佣金,有一些是已经到期,有一些是应收账款。到期的钱没法收,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营运了。”

不过,谈及中原地产的应对策略,施永青的回答显得很淡定:“我一路都是‘无为而治’,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去想办法,市场可以‘养多少’,我们就做多少。”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原标题:中原施永青:官员抛售成楼市下行重要动力)